饱经战火硝烟的铁角木箱
这是陈列在展馆里的两个黢黑陈旧的木箱，镶在四周的铁角也锈迹斑驳。可就是这普通的木箱，却承载着战时官兵的日常开支，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
木箱的主人是当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供给部从事财务审计工作的沈孝元。沈孝元少年时在苏州同义束绸庄当学徒，参加革命后曾先后在陕西安吴堡进入由胡耀邦、冯文彬领导的青训班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第四大队学习。
说起木箱,还要从抗日战争时期说起。当时供给部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妥善保管钱币、账表和贵重物品，专门定制了一批这种外包铁角、能上锁的木箱。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木箱可称得上是高档办公用具了。
1939年7月，抗日军政大学由延安转移前方，1940年11月转移到冀西河东村，1942年底从敌占区转移到陕北绥德县。沈孝元一直携带4个木箱随部队行军作战，部队宿营时既当办公桌又当饭桌。为保护部队钱款账目安全，沈孝元对木箱倍加爱护。
解放战争时期，沈孝元把纸币、银元、金条、珠宝首饰等“家底”装入木箱驮在马背上。部队全体官兵的吃饭、穿衣、买药等生活开销都在这4个木箱里，沈孝元十分尽心地守护着它们。
挺进东北途中，有时会遇到国民党部队或飞机袭扰，为不暴露目标，部队专走人烟稀少的山间小路。有一次遇到敌情，沈孝元拽着马的缰绳狂奔，鞋跑掉了都顾不得回头拣，生怕驮着钱箱的马匹跑丢了。结果他光着脚走了十几天，后来途经一村庄才从老百姓手里买到一双鞋。
经历国民党部队或飞机袭扰，部队风餐露宿徒步行军两个多月，终于抵达东北通化。带着这4个木箱，沈孝元先后转战四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等地，一直到东北解放才进入沈阳。
一次，战斗异常激烈，硝烟弥漫、弹雨纷飞，驮运钱箱的马匹在混战中被流弹打死，沈孝元携带4个沉重的木箱行动不便。这时，敌军已从南门涌入城内，情况十分危急。沈孝元刚把木箱抬上接应车内，就已影影绰绰地看见敌军的先头部队了。司机加大油门呼啸着冲向北城门，终于脱离了险境。
1948年东北解放，沈孝元随部队开进沈阳，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副部长，机关办公条件大为改善，过去携行的一些陈旧的办公用具渐渐淘汰了。沈孝元抚摸着木箱，充满感情地说：“它们历经战火硝烟，没有丢失部队一分钱，是革命的功臣，也是人民军队的老战友啊！”
沈孝元后来因工作调动，家庭几次搬迁，几十年来，一直对木箱充满感情没有遗弃。1982年沈孝元因病逝世，箱子从此成为传家宝，后人将其中两个木箱捐献给后勤史馆。
11张便条折射军民鱼水情
原沈阳军区后勤史馆的一隅，陈列着11张便条，随着岁月的流逝，纸面虽已泛黄，但字迹依然可见——
“今收到大枪拾支，子弹陆佰贰拾发，手榴弹叁箱，粳米拾贰袋。经办人：李奉廷。”这是其中一张便条的记录，时间是：1945年11月。
1945年9月，我军奉命进军东北。当时，由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部队初入东北，立足未稳，加上东北长期在日寇侵略掠夺之下，民众的物资十分匮乏，我军的后勤供应也极度紧张，处境非常艰难。部队流动作战，没有固定的仓库可以长期保存作战物资，所以只能藏物于民。这样，老百姓的家就成了我军物资的储存地。
李奉廷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沈阳市于洪区达连屯村的村长，而实际上是我党的地下党员。1945年冬，我军初入沈阳，据侦察得到消息，在去新城子石佛寺的路上，敌人设有武装哨卡。李奉廷费尽周折弄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30余辆卡车满载我军急需的枪支弹药、汽车零件等军用物资顺利通过哨卡。后来，由于战事需要，这些物资的一部分就转移到李奉廷家，藏在他家的卧室里。从此，李家就成了我军的秘密“军火库”。每当我军联络员来李家秘密提取时，都要手持上级领导亲笔签名的便条。
当时，李奉廷冒着生命危险，将每张便条偷偷保留下来，藏在灶台里，共保存了11张。这一张张便条，印证着当时军民深厚的鱼水之情。
后勤史馆馆长徐文涛指着发黄的11张便条，感慨地说，毛主席曾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军就很注意密切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发挥群众的力量。我军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原因也在于此。在那个敌伪势力猖獗的年代，为我军保存作战物资，是有杀身之祸的，一旦暴露即遭灭门之灾。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群众冒死为我军收藏和转运作战物资，这是我军深得群众爱戴的佐证。
据史料考证，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3000万东北人民把自己的命运与我党我军紧密相连，积极参战、踊跃支援前线，3年间有大批东北人民的优秀子弟参军，参战的民工也达313万。到辽沈战役打响时，在东北我军已由出关时的10万人发展到100多万人， 声威大震，所向披靡，生动说明“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真理。
经过60多年的风雨岁月，李家父子把这11张便条视为珍宝。为让后人铭记这段历史，他们将11张便条无偿地献给了部队。
本版照片韩俊、高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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