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我的战友”

　　老山主峰附近的一处山丘上，用沙袋构筑的工事和壕沟清晰可见。“地雷布在四周，机枪架在高处，手榴弹放在手边……一阵对峙过后，就形成了如今的坝子雷场。”盘金良回忆说。

　　坝子雷场海拔1400米，坡度达50度，当年的炮火停息之后，焦土上生长出野生竹林。这个季节的猛硐山区，仍是一派盎然景象，漫山的竹林既是美景，也潜伏着危险—由于竹根过密，相当于在肉眼看不到的地下铺了一层网，这些看不到的根系与地雷触发装置交织，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爆。

　　走上雷场，官兵们两人一组，迅速进入战位。

　　排雷的第一步需要用炸药“开路”，即用爆破筒炸出一条安全通道。11节红色爆破筒连接起来，长达6米，重量近20公斤，最前端是蓝色的拒爆筒。两名官兵像捅竹竿一样，把这个长长的“大家伙”布置在雷场中。

　　“拒爆筒触地，万一前段触雷发生爆炸，拒爆筒不会被诱爆，能够有效地保护作业官兵。”李华健说。

　　在爆破筒巨大的爆炸声中，60厘米宽的安全通道被开辟出来。官兵们接着又在不同方位开辟出几条作业通道。随后，大家穿着防护服走进雷场，脚踩通道，手持探雷器，搜索地雷。

　　为了集中精力，排雷手彼此间禁止交谈。山地高温潮湿，不到半小时，人人浑身湿透。

　　在这里，别说是地雷，哪怕一根铁钉一枚硬币，都要探测出来。探雷器探到金属，会发出“滴滴……”的声响，常人觉得并无玄机，扫雷官兵却能听出端倪。“地雷是沉闷的滴声，硬币声响强而短，铁钉声略长。”艾岩说。

　　艾岩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排雷时的情景：那是一枚防步兵地雷，他的手不停地颤抖，用了几分钟时间平复，心里紧绷着一根弦……用拇指和食指捏起这枚地雷的时候，他感觉，呼吸都快停止了。

　　艾岩说，每一次排雷，都要像第一次排雷时那般谨慎，一旦失手，生命将会定格。

　　战士汤儒回忆，他经历最惊险的一次是在马嘿雷场，当时他一手扶着背上的器材，一手握着安全绳，顺着刚开辟的一条通道向山下走去，一不小心滑了一跤，竟从覆土里踢出了一枚爆炸物……

　　“即便地雷就在眼前，也不能轻举妄动。”李华健说，还要检查有无诡异设置，为了作战需要，往往地雷下面还可能连着地雷，一碰就炸。

　　2016年6月，也是在执行边境扫雷任务过程中，扫雷三队下士程俊辉牺牲。除了定期报平安，从来不在家人面前提及部队事的杜富国，向父亲讲了战友牺牲的事。

　　杜富国知道，虽然身处和平年代，脚下的雷场就是战场、残酷的生死场，但却一步也不肯退缩。

　　每扫完一块雷场，官兵们都会手拉手，走过每一寸土地。艾岩和杜富国曾手拉手，多次走过自己清排的雷场。

　　“我相信我的战友，我们扫过的雷场，每一寸土地都是安全的。”艾岩说，“我也相信自己，会用穿越生死的勇气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