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医生！担架！担架！”很多人都听到了李华健焦急地呼喊。

　　扫雷作业时，按照操作规程，救护车就一直在雷场边待命。几名战士和军医迅速赶过来，他们除去杜富国的防护服，找来背爆破筒的安全绳将他的大臂捆扎起来止血，“只用几分钟就抬到了救护车上”。

　　“富国，富国，挺住！挺住！”一段晃动不止的短视频记录下了当时的紧张情形。李华健迅速打电话通知猛硐乡卫生院派出医生和救护车接应，给大队首长报告情况后，又通知在麻栗坡县城的战士赶快去县医院，准备好手术室。

　　“扫雷第一天就知道可能会有伤亡，但到了自己身边的战友时，还是难以接受。”李华健难过地说。

　　扫雷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军事任务之一。在雷患严重的边境地区，学生们见了军车都会停下脚步站在路边敬礼，扫雷官兵也会庄重地回礼。扫雷四队所在的猛硐乡，从战后到2016年扫雷部队进驻，全乡被炸死炸伤的群众有1000多人。

　　扫雷作业被定性为“作战行动”，每次上雷场都是在和死神较量，杜富国和战友们不敢有一丝大意。在搜排4号洞雷场一片不足3平方米的区域时，探雷器一直在报警。可他们向下清理了近50厘米，发现都是生活垃圾。有村民说，这里踩踏过多次，“肯定没雷”。

　　杜富国提起探雷器对信号源进行复测，拿着挖掘锹继续往下深挖，一枚火箭弹的轮廓渐渐清晰。官兵们将搜排面积扩大三倍，向下挖了将近1米，细致搜排了一个星期，从中竟然排出了100多枚爆炸物。

　　杜富国被战友们称为“雷场小马达”。在扫雷四队的临时营区，简陋的营房门前整齐摆放着两排防雷靴，大家都知道，第一排第二双那两只泥巴最多、后脚跟磨破了洞的就是杜富国的，因为他执行任务最多。

　　营区的平房顶，还有官兵在晾晒防护服。边境雷场高温潮湿，穿上厚厚的防护服不到5分钟就一身汗，时间长了防护服被汗水浸泡得又酸又臭。去年年底老兵退伍多出一套防护服，班长许猛将它分给了杜富国，这样就可以有一套防护服换洗。“他排雷技术最好，干活最多，给他全班都服气。”许猛说。

　　扫雷队的官兵相处久了，喜欢叫昵称，战友们亲切地喊杜富国“阿杜”，有时叫“富贵”。“因为他特别能存钱。”艾岩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扫雷作业压力大，抽烟算是一种减压方式。战友们大多抽23元的“软云”，杜富国只抽10元一包的“紫云”或者“红河”。还有战友看到杜富国在用502胶水粘拖鞋，破得无法粘了就用铁丝绑上。可当艾岩的父亲生重病住院时，他二话不说从工资卡里转出1.2万元让艾岩“先用着”。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醒来，杜富国首先问的是“艾岩怎么样了”。意识清醒以后，他总是不停活动手臂，还跟战友说，“能不能不给我截肢，你们给我多送点肉、牛奶，早点长好肉，好早一点回到雷场作业”。

　　得知失去了双手以后，他又问，能不能给他装“智能手”，“这样我就能做个有用的人，为大伙多做一点事”。

　　杜富国入伍前学过木工、修车，战友们都说他“手很巧”。雷场上排出来的爆炸物，需要转运到安全地带销毁，但山路陡滑，搬运中爆炸物发生碰撞也很危险。杜富国就在木制运输箱内根据炮弹的尺寸设计弧形卡口，有效防止了炸弹晃动。

　　他还给临时营区宿舍的后窗钉上了米字型防盗窗，宿舍里的空调也是他按照图纸安装的。作业一天很累，战士们回来后有的打篮球、有的玩游戏，杜富国的休闲方式是到处转，看看水龙头是否漏水、澡堂的灯泡亮不亮、椅子腿是不是松动了。

　　得知杜富国受伤的消息，猛硐瑶族乡的群众自发推选代表，带上土鸡蛋、芭蕉，冒着瓢泼大雨，颠簸了7个小时到医院来看他。猛硐的山林地适合种植茶叶、草果，但全乡2万亩茶园，有8000亩在雷区。如今，三分之二的雷区土地已经移交给村民耕种。

　　11月19日，扫雷队的官兵又一次来到老山坝子雷场。3天前，他们手挽手唱着军歌蹚过这片雷场，以中国扫雷兵特有的方式将彻底清除雷患的土地移交给地方政府。雾气蒙蒙的山坡上还拉着警戒线，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向山顶，路边的沙袋工事内，围着即将销毁的最后一批地雷、手榴弹和炮弹。

　　“雷扫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安全了。”一脸络腮胡子的盘金良撑着一根竹竿拐杖动情地说，“感谢扫雷官兵，感激不尽。”

　　杜富国负伤的地方，还能找到黑色的防护服碎片。周围被爆破筒炸黑的土地上，到处是裸露的竹根，但这里已经没有危险的地雷，更远的地方，已经栽上了绿油油的杉树苗。杜富国和战友们洒下鲜血、汗水的土地上，会栽上成片的茶树、草果、水杉，用不了多久就将满眼翠绿，一片生机勃勃。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飞鹏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