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韩国国防部长官郑景斗与到访的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举行会谈，双方商定在8月举行的代号为“19-2同盟”的联合危机管理演习中，对韩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所需“初始作战能力”进行评估。演习将按照“未来联合司令部”的指挥体制进行，由韩军上将担任司令，美军上将担任副司令。这将是韩军将领首次担任韩美联合军事演习的总指挥，也是韩国在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意味着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有望加速进行。

　　其实，在卢武铉政府时期，韩国与美国就曾经达成协议，决定于2012年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但随着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先后上台，韩国从韩美同盟利益和自身安全需要考虑，一再推迟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时间。

　　2017年，文在寅政府上台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去年10月，韩美两国国防部长签署军事“同盟指导原则”文件，确认韩国未来将接替美国，负责领导两国军事联合指挥部，开始为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铺路。

　　如果韩国最终成功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将大大提高韩国在韩美同盟中的地位，韩美同盟关系有望从“美主韩辅”向更趋于平等的“伙伴关系”转变。这也将有助于韩国早日实现自主国防，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但同时也要看到，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仍面临不少复杂因素，很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首先是半岛局势影响。韩国和美国在2014年商定基于条件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时，明确指出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三个必要条件：韩军拥有主导韩美联合防卫态势的核心军事能力；韩军具备早期应对朝鲜核威胁的能力；半岛及地区安全环境适合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可见，朝鲜核威胁对半岛局势影响是左右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关键因素。如果美国认为朝鲜核威胁依然存在，半岛安全环境尚不成熟，即使韩国军队已具备核心军事能力，也很难如愿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其次是韩美联合司令部迁址问题。在此次韩美两国防长会谈中，双方商定将韩美联合司令部由首尔迁至首尔以南约70公里的驻韩美军平泽基地汉弗莱斯兵营，这也将对韩国军队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韩美联合司令部迁往平泽，将远离位于首尔的韩国国防部、参联会等，这将对其工作造成困难，而驻韩美军司令也会更容易参与和影响联军指挥工作。另一方面，设想中的“未来联合司令部”司令虽将由韩军上将担任，但司令部位于驻韩美军基地内，将从心理上给韩军人员造成“寄人篱下”以及事实上仍受美军控制的感觉。

　　其三是韩国政治的迭代问题。韩国总统任期5年，且不能连任。根据韩美两国协议，韩美在开始对韩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所需“初始作战能力”进行评估后，将根据评估结果相继进行“完全运用能力”和“完全任务遂行能力”验证评估。若今年8月的 “初始作战能力”评估结果良好，韩美有望于2020年进行“完全运用能力”评估、2021年完成“完全任务遂行能力”评估。届时，韩国将可能在文在寅总统任期届满的2022年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但这一紧凑的过程中，哪怕出现一点差错，导致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受阻而进入下一任总统任期，新总统的新政策都可能为此事带来新的变数。

　　长期以来，韩国的国家安全严重依赖美国，加之受上述因素影响，韩国最终能否如期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或即使收回，又能否如愿实现真正意义的自主国防，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