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版照片：上图为“飞豹”的首席试飞员黄炳新准备执行任务（1997年5月摄），新华社记者焦卫平摄；下图为2019年3月27日，黄炳新在位于西安阎良的航空工业试飞中心功勋园内与“飞豹”功勋机合影，新华社记者邵瑞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国家级的试飞体系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试飞的机型不断进步，自记器被磁记录器所取代，一批成熟的试飞员迅速成长起来。

　　在滑俊的职业生涯中，最令他难忘的是那5分钟的“高空速降”。

　　“1978年，在第二次试飞歼8飞机时，飞到2万米高空后，飞机开始剧烈地颤动，似乎要散架。此时，左右两个发动机突然全部熄火，飞机从高空急速下降。当滑到一万二千米时，我轮流启动左右发动机，直到第7次才把左发动机的油门启动，这时飞机距离地面只有6千米了。根据地面科研人员的监测，从发动机全部熄火到左发动机重启成功，有5分多钟的时间，飞机完全没有动力。”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滑俊，对当年这一幕仍记忆犹新。后来，他被中央军委授予“科研试飞英雄”。

　　滑俊说，一个好的试飞员不仅要有出众的飞行技术，更重要的是“不怕死”。在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试飞员必须沉着应对，才能保护机组人员的生命和国家的财产安全。

　　“天天写遗书的试飞员不配当试飞员”

　　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试飞员们一下子看到了我们与美国等先进国家的差距。

　　此前，同一时段我们往往只有一两架飞机试飞研制。从1984年7月至1987年10月，歼7Ⅲ、歼8Ⅱ、歼教7这3款新机型12架飞机同时试飞，任务之重前所未有。在3年多时间里，试飞科研人员共完成了2000多架次、1600多小时试飞，三款新机型定型试飞全部成功。

　　20世纪80年代试飞研制的歼轰7即“飞豹”，是我国第一款没有基准机、自力更生研制的飞机，当时著名的试飞英雄黄炳新被选为“飞豹”的首席试飞员。

　　由于没有现成的飞机供参考，一向沉稳的他心里也打起了鼓。“我一向认为‘天天写遗书的试飞员就不配当试飞员’，可是‘飞豹’首飞前，我第一次写了遗书。”今年71岁的黄炳新说。

　　“飞豹”首次升空后不久就开始猛烈颤抖，在空中“跳起秧歌”，座舱里的高度表和速度表乱转，无法判断飞机高度、速度，黄炳新只能凭感觉飞回机场。飞机落地后，仪表板上三分之二的仪表连着五色导线全都震落下来，“洒了我一身”。

　　在此后的试飞中，又发生方向舵飞掉、燃油系统柔性接头脱开等多次故障，科研人员不断改进“飞豹”性能，使它从雏形走向成熟，为我国自主试飞研制新机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紧接着，发生了试飞领域“里程碑的事件”——歼10飞机的试飞研制。它也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先进歼击机，飞行试验共进行了6年，未发生重大事故，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